何茂春，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博導，清華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經濟外交和國際化戰略。主要著作有《中國外交通史》《對外貿易法比較研究》《對未來國家安全的思考》等。田斌，清華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一帶一路”戰略是順應當今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的世紀性戰略，是新時期、新形勢下中國對外開放與全面合作的總體構想，是中國實行更加積極主動開放戰略中最為核心的部分，同時也是將中國命運與沿線國家命運相連，“中國夢”與“世界夢”相通的橋梁。然而，自這一戰略提出后，國際社會對其看法不一、褒貶并存。對其質疑主要集中在中國的戰略動機以及最終能否實現戰略預期。與此同時，國內一些專家學者也紛紛撰文討論“一帶一路”戰略可能面臨的風險與挑戰，困難與障礙。為此，課題組最近兩年對中亞、西亞、南亞、東南亞、中東歐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了實地考察和調研。
　　
　　“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環境的基本評估
　　
　　全球層面。“一帶一路”戰略將直面全球經濟增速乏力和經濟全球化步伐放緩這一現狀。受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風暴余震的影響，發達經濟體復蘇艱難，新興市場動力不足，大宗商品價格一路走低，全球貿易增速有所放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半年時間里,兩次下調今明兩年的世界經濟增長預期，并指出全球經濟短期內仍然面臨著諸如金融市場動蕩、國際原油價格波動等諸多不確定性風險。世界銀行也在其全球經濟形勢報告中修正了早期的樂觀估計。全球經濟下行風險顯著增加使部分國家在應對這一問題時，又開始狹隘地采取一些不利于雙方擴大經貿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的政策。各種形式的國家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再度浮現。部分發達國家借機片面強調產業回歸，通過限制外包以及提高市場準入門檻來達到保護主義目的。與此同時，技術性貿易壁壘也開始變得更加復雜化、隱蔽化。一些國家不僅對產品出口進行末端控制，同時也逐漸向產品的生命周期、生產工藝，甚至是整個產業鏈滲透。而這一效應具有連帶性，極易被效仿和利用。
　　
　　沿線國家層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情復雜而多元。沿線國家既有發達經濟體，也有極為落后的國家，但多半為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市場化程度參差不齊。受其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市場需求能力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國家在開放的程度、合作的深度、執行的力度上常常有所保留。它們既看重中國的資金、技術和市場，也擔心中國的大量的廉價產品對本國市場和產業鏈造成一定的沖擊。
　　
　　自“一帶一路”提出以后，沿線國家反響強烈，期待、顧慮、質疑聲并存。首先，期待聲體現在一些國家不僅繼續看重中國廉價的產品，也日益看重中國的技術、資金、市場和發展理念，而“一帶一路”戰略所提倡的“共商、共建、共贏、共享”的精神完全符合其實際的發展需要。因此，已經有沿線國家與我國政府有關部門簽署了諸如共建“一帶一路”的諒解備忘錄。其次，顧慮主要體現在一些沿線國家將“一帶一路”戰略視為中國繼續謀求地區影響力的一次重大舉措，認為這將是又一輪大國角逐和博弈的開始。因此，在是否配合的問題上，為了避免騎虎難下的情況出現，政府官方并沒有親自做出積極肯定的回應。最后，質疑聲體現在中亞國家擔心中國旨在以此戰略進行擴張，俄羅斯擔心中國與其亞歐聯盟競爭，印度擔心中國在印度洋打破其主導優勢，少數一些沿線國家對從“一帶一路”戰略的實際獲利也存在質疑，認為自己只是扮演單一過境國、跳板國的角色，不愿為中國搖旗吶喊。
　　
　　中國國家層面。“一帶一路”戰略已經具備從整體規劃走向全面落實的各項條件。從硬實力上看，我國經濟總量已經穩居全球第二，貨物貿易進出口額居全球第一，對外投資額居全球第三，外匯儲備居全球第一。2009年到2011年間，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以上。目前，中國經濟增速雖有所放緩，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在30%以上，仍是世界經濟重要動力源。①我國已成為12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約占1/3。同時，我國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且在諸如高鐵、核電、航空、電信等領域具備顯著的產業優勢和世界領先的技術優勢。我國的對外投資融資能力強，大量金融和產業資本亟待尋求“走出去”的可投空間。此外，我國國內已經形成了一批有實力、講信譽、懂規則的國際化本土企業，既具備開拓全球市場參與國際化競爭的能力，也具備造福當地人民為其提供大量就業崗位的實力。
　　
　　從軟實力上看，我國已經參與或共建了包括上海合作組織（SCO）、中國—東盟“10+1”、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亞信會議（CICA）、中阿合作論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GMS）等多邊合作機制，這些多邊機制將有助于加強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溝通與合作。此外，我國已經與東盟、新西蘭、瑞士、澳大利亞、韓國等國家簽署了14個自由貿易協定，在這一過程中已經較為充分地積累了可參考、可復制的區域經濟合作經驗，這為今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繼續推進雙邊經貿關系乃至區域合作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
　　
　　從中國政府強有力的政策引導和推進成效來看，“一帶一路”戰略早已脫離了規劃和設計階段。2014年11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加快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對“一帶一路”建設規劃了頂層設計。隨后在推進“一帶一路”工作會議上，張高麗同志明確要求要確保“一帶一路”建設在2015年實現良好開局，要瞄準重點方向，聚焦重點國家，加強重點領域，抓好重點項目，加強指導和協調，突出重點地區，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形成全國一盤棋。②國內一些省市已經開始率先啟動地方版的“一帶一路”戰略，全國有31個省市將“一帶一路”寫入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央與地方政府兩個層面都在積極推進《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相關配套政策和實施方案的制定與落實。據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負責人介紹，2015年前三季度，我國企業共對“一帶一路”沿線的48個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額達到120.3億美元，同比增長66.2%，占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15.3%，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薩克斯坦、老撾、印尼、俄羅斯等國家。同期，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57個國家承攬對外承包工程項目3059個，新簽合同額達到591.1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4.3%，同比增長24.9%，主要涉及電力工程、房屋建筑、通訊工程、石油化工、交通運輸建設等領域。
　　
　　總之，“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被認為是不失時機、恰逢其時。在增速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三期”疊加的大背景下，“一帶一路”戰略將拓展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它與“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長江經濟帶”戰略的協同推進將影響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發展。
　　
　　“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風險與挑戰
　　
　　從安全環境層面分析，中國的外部安全環境正處于全球權力結構調整過程中的陣痛期、亞太地區多邊機制變動過程中的紊亂期、周邊鄰國對中國崛起認識的集中反應期這三期疊加階段。經濟全球化下相互依賴的積極作用并沒有有效地折射到雙邊、地區、全球安全層面，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時，中國的外部安全環境影響因素在增多，維護安全的成本也在隨之上升。毋庸諱言，“一帶一路”戰略所涉及的部分國家局勢緊張，例如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伊拉克、敘利亞等。北非、中亞一些國家也被視為安全環境復雜多變的國家和地區，其中部分國家政局雖然趨穩，但局部地區武裝沖突時有發生。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面臨新舊政權交接問題，政權更迭引發社會動亂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還有一些國家在防范和打擊恐怖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分裂主義上效果依然欠佳，境外恐怖分子威脅破壞油氣管線和交通干線等恐怖活動不容小覷。因此，不和平、不安全、不穩定因素已經成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沿線國家實施過程中優先考慮的議題。
　　
　　此外，還有一些國家由于地方政府的管控能力、治安能力、應急管理處置能力嚴重不足。在近一兩年內，涉及中國公民的安全事件時有發生，針對中國公民的襲擊、搶劫、綁架和排外事件已經嚴重威脅到中資企業及駐地機構有關中國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合法權益。中國在當地的企業投資、項目工程等經貿合作以及境外人員生命財產安全受到了巨大的損失，其影響是長期的、復雜的，這些問題都將是雙方、多方共同應對和合力處理的難點。
　　
　　從經濟環境層面分析，貿易保護主義加劇使“一帶一路”相關協議的落實過程屢遭波折。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跨境貿易征收高額關稅。在一些自貿區協定簽署后，各種“隱形壁壘”的客觀存在使得“互聯互通”大打折扣。例如部分東盟國家對中國出口鋼材產品進行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印尼頻繁在原產地證上對我國電梯、電子產品、家具等實行退證查詢。秘魯對我國出口的瓷磚、牛仔布等進行反傾銷調查等等。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跨境貿易征收高額關稅，各國邊界管理機關效率低、不作為甚至存在貪腐行為，這些都嚴重阻礙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
　　
　　此外，金融危機后美國重新布局全球經濟戰略，想通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謀劃跨兩洋經貿安排，加之其自身多年經營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三者的結合可以有效編織起全球區域經貿合作新版圖，將完成美國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再次以主導者的身份重構全球經貿新格局。美國不僅將過去體系的挑戰者日本和歐洲重新拉入其主導的經貿安排中，同時也在中國這個未來最可能挑戰美國經濟金融霸權國家的家門口合縱連橫。
　　
　　目前，中國適度調控經濟增速以更好地適應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而不少國家將世界經濟下行壓力的矛頭指向中國，指責中國經濟轉型減速拖累了全球經濟的穩步復蘇。將國際金融市場不確定性因素歸咎于人民幣匯率的一時波動，將全球大宗商品走勢的滑坡歸咎于受中國股市暫時動蕩的影響。
　　
　　從政策環境層面分析，中國“一帶一路”戰略能否獲得沿線國家的支持和認可并繼而合力推進，主要取決于對方對我國的戰略動機、落實能力、結果預期以及與本國、本地區現有發展戰略契合度和兼容性高低的認識和判斷。值得一提的是，沿線國家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中所提倡的“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這一“五通建設”并不陌生，其中一些內容已經包含在本國、本地區的戰略計劃和倡議中。例如哈薩克斯坦的“光明大道計劃”，泰國“邊境經濟特區戰略”，印尼的“海洋強國戰略”，印度的“東向政策”，土耳其、伊朗、阿塞拜疆、格魯吉亞等國的“絲綢之路倡議”，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以及歐盟的“3150億歐元戰略投資計劃”等。在2015年11月26日舉行的第四次中國—中東歐領導人會晤的“16+1”會議上，波蘭總統杜達、塞爾維亞總理武契奇、拉脫維亞總理斯特勞尤馬等參加會見的中東歐領導人表示，中東歐國家和中國當前都面臨著經濟轉型和發展的相同任務，中東歐國家在節能環保、交通物流、基礎設施等領域同中方合作潛力巨大，支持并愿意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當然，“一帶一路”沿線一些國家存在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不高的情況。2016年，中亞國家將進行新一輪大選，可能會引發國家政權更替、政局動蕩，無疑對中資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投資增加了政策不確定性風險。
　　
　　從投資環境層面分析，“一帶一路”在投資環境上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沿線一些國家經濟基礎薄弱，基礎設施落后，物流承載力嚴重不足。陸上絲路北、中、南三條主路，沿途多雪山峻嶺、戈壁沙漠。與我國相鄰的吉爾吉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和阿富汗等國的公路、鐵路年久失修，運輸能力不足，雖然本國政府近幾年已經加大了基礎設施改善力度，但主要投入用于省際通道，而在國際化通道建設上，無論是在資金上還是技術支持上還存在較大缺口。“海上絲路”重在港口設施，但基礎設施遠非一般企業可以輕易承受，而商業銀行一般不容易承擔風險，較難的路段就會成為長久的“瓶頸”。中國企業不得不面對這些國家有限的基礎設施環境和薄弱的承接能力。
　　
　　二是沿線一些國家嚴格的法律和勞工保障制度，令中國企業深感頭痛。以西亞國家卡塔爾關于外國勞工的相關法律規定為例，規定雇主必須在應結付日起7日內將員工工資匯至銀行，按期支付勞動報酬。若雇主未及時支付，將采取停發任何營業執照等行政處罰甚至是監禁等刑事處罰。2014年第18號決議還對勞動者的住宿條件與標準做出新規定?？ㄋ枃壳罢膭钆d建勞工大型高端居住社區，保證勞動者享有高水平的娛樂休閑生活，社區的建設還將遵循最高安全標準與衛生標準。該國勞動調查專員對用人企業進行監督，調查員擁有總檢察官授予的司法拘捕權，對違反勞動法的犯罪行為可施行拘捕與定罪。根據2004年第14號法令的勞動法規定，勞動調查專員擁有“在白天或夜晚任何工作時間，無須提前告知便可進入工作場所，對記錄、賬本、檔案等任何與勞動者相關的文件進行檢查，確定其行為是否合法”等職權。我們的一些企業制度遭到了沿線國家工會組織形形色色的抵制。在緬甸，甚至在最危險的索馬里、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考察時發現這些國家的工會制度也與我們有很大差別。制度建設的國際化本來就是中國企業的一大短板，而許多企業沒有問清規則就踏上了“一帶一路”，結果是簽約容易獲益難，且訴訟難、撤資難。
　　
　　三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涵蓋人口數十億，文化差異性不可低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要信奉伊斯蘭教、基督教、東正教等，華夏儒道罕有存跡。我們在實地考察中聽當地人介紹，中國一種食品以“八戒”為標識，結果遭到了多國抵制。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可不問文化差異和宗教禁忌。意識形態、民族、文化、種族的差異是必須直面的現實。
　　
　　應對思路及策略選擇
　　
　　重視和加強政府間的高效溝通和制度完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治上的不穩定、貿易政策上的壁壘、意識形態上的偏見等這些因素靠中國企業自身力量難以改變。政府是保證“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堅強后盾。中國“一帶一路”戰略能否獲得沿線國家的支持認可并合力推進，主要取決于對方對我國的戰略動機、落實能力、結果預期以及與本國、本地區現有發展戰略契合度和兼容性高低的認識和判斷。通過政府間的高效溝通，可以相互深入了解雙方所需所長，發揮優勢互補，避免重復建設，合理對接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有的發展戰略和計劃項目。例如在沿線國家建立工業示范園區問題上，如果得不到沿線國家在各項政策上的傾斜和優惠，在基礎設施上的相應投入或開放承諾，在輿論宣傳上的積極認可，那么即便達成了共建工業園區的意向，也會出現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對方不配合、不積極的情況。只是我方“一頭熱”“一股勁”，推行起來也勢必事倍功半。而通過政府間的高效溝通，可以實現合作共贏。正如習近平所說：“一帶一路”建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
　　
　　制度建設非一蹴而就，但制度完善水平的高低，決定著“一帶一路”進程的生命力。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跨境貿易征收的高額關稅，各國邊界管理機關低效率、不作為甚至是貪污腐敗行為，都嚴重阻礙絲綢之路的復興。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工作簽證和旅游簽證過于苛刻，導致中國在投資時受阻或項目實施中受損。例如在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實施期間，需要一部分熟練的中國技術工人赴所在國進行關鍵建設期的搭建，而簽證辦理困難常導致工期延誤，給中方帶來不必要的損失。此外，一些沿線國家在外匯政策上不宜投資者通過正規外匯途徑回流國內，個別國家外匯儲備不充裕，外匯政策相對保守。這些問題，都需通過政府間的高效溝通，對相關制度進行完善加以改進解決，更好地服務于中國企業走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抓好龍頭企業力促其“抱團出海”。“一帶一路”應該是政府搭臺，企業唱戲。政府通過對外合作與投資，建設基礎設施，最終的目標還是為了企業“走出去”，承擔起繼續建設絲綢之路的重任。⑥“一帶一路”投資項目的綜合化、大型化、高端化趨勢明顯，對中國企業的資源整合能力、集成管理能力、產業協調能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應大力加強龍頭企業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實現龍頭企業整合資源模式下的“抱團出海”。
　　
　　對“一帶一路”與“互聯互通”需要進行總體性、全局性的梳理。目前中國企業已經遍布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但這些企業布局分散、沒有形成能夠實現共同成長的供應鏈。實現龍頭企業整合資源模式下的“抱團出海”，有利于實現共同成長的供應鏈，形成優勢互補，分工協作。我們應借鑒發達國家“抱團出海”的經驗，例如美國的一些企業進入中國后，美國的金融、咨詢、公關等相關服務機構都會來華為其提供本土化服務保障；日本在搶占東南亞國家鐵路建設市場時，具有技術經驗的各鐵路公司、擅長制造車輛的川崎重工等，擅長土木工程的大承包商、負責金融和協調的綜合商社等組成聯盟，共同參加競標活動。
　　
　　中國的龍頭企業在國際市場耕耘多年，更了解國際市場需求、更能發現潛在商機、更能有效合理配置資源。龍頭企業抱團出海，有利于防止中國企業同質化問題，避免企業間的惡性競爭和內耗，有利于提高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經貿合作的抗風險能力。2015年5月23日，李克強總理在秘魯出席中資企業座談會時提出，在“走出去”過程中，面對地域文化差異和各種風險，企業一定要抱團出海，防止惡性競爭，國家在金融等方面給予相應的政策優惠支持。中國龍頭企業抱團出海還有利于中國標準的推廣，中國很多行業的標準已經邁入世界先進行列，推廣中國先進標準不僅可以規避中國資本的投資風險，也可提升中國企業在國際上的良好形象。中國龍頭企業抱團出海，也是我國龍頭企業發展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跨國公司的需要，有利于中國經濟更好融入全球經濟。也有助于發揮示范作用，為廣大中小民營企業“走出去”提供借鑒。
　　
　　中國企業要加強相關知識學習，增強綜合素質，提高風險應對能力。從中國企業自身因素看，因我國海外投資起步較晚，企業缺乏海外投資經驗、對國際市場不熟悉、對國際規則不了解。目前中國企業在海外“站住容易站穩難”，主要困難在于：暫時沒有形成明確的國際價值共識，對貿易自由化規則缺乏深入了解。金融危機以來，貿易摩擦呈現出常態化、復雜化的趨勢。中國企業治理制度與“一帶一路”多數國家最易沖突的是環境壁壘和社會責任壁壘。被抵制甚至驅趕的主要原因是所謂“污染”“人權”等問題。企業應牢固樹立法律意識，嚴格遵守和執行所在國的法律制度，避免不必要的沖突和糾紛。
　　
　　中國企業在“走出去”前，要了解所在國的政治環境以避免風險，了解所在國的法律制度以避免糾紛，了解文化禁忌以避免沖突。必要時，應積極組織企業人員參加相關知識的系統培訓，熟悉國際貿易的相關知識，國際法的相關規定，熟悉所在國的貿易保護模式，簽訂相關投資保護協定，以降低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風險。
　　
　　很多中國的企業仍缺少大量具有國際化管理水平和跨文化經營能力、了解國際經濟運行規則、熟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策、法律制度的復合型人才。企業應加強這類人才的培養力度或引進力度。
　　
　　要強化相關領域智庫建設，加強智庫合作。“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開創性的探索，既缺少前人的成熟經驗，也鮮有成功先例可供借鑒。智庫作為咨政建言、輿論引導、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在各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應充分調動政府、學界、民間力量，鼓勵成立“一帶一路”智庫，進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關問題的研究，發揮智庫的中介咨詢作用，實現“一帶一路”戰略的有效推進；鼓勵加強智庫間的交流合作，發揮智庫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實現“一帶一路”戰略的互利共贏。
　　
　　智庫應按領域分階段開展“一帶一路”調研工作，系統地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環境、法律體系、交易習慣等進行研究。減少重復性研究，有針對性地為政策獻策進言，為企業提供合理建議。智庫應注重進言建議的專業性、建設性、可行性，努力提高智庫研究成果的政策轉化率，降低投資盲目性。關注“一帶一路”項目可行性研究的同時，還要注重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宗教文化、風俗習慣的研究。“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通過人文交流、消除分歧，增進民心相通，為開展深入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
　　
　　加強智庫間的交流合作，不僅包括國內智庫間的交流合作，也包括與國際智庫尤其是沿線國家智庫的交流合作。通過建立“一帶一路”智庫聯盟、開展“一帶一路”國際論壇、成立“一帶一路”國際網站、共建“一帶一路”相關數據庫、開展“一帶一路”主題互訪等推動交流合作，即可以實現資源共享，也有利于沿線國家分享發展經驗，還可以增強政治互信，推動政策協調，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開展營造和諧共贏的政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