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提出的”新常態”，要求從當前我國經濟調整和轉型出發，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在新常態下，經濟發展將告別過去傳統粗放的高速增長階段，西部地區城市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也面臨著增速下滑的壓力。
　　
　　從國際經濟發展趨勢來看，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技術貿易已成為推動城市經濟發展和貿易增長的重要動力。提升服務貿易競爭力正成為城市化建設的重點。因此，在”新常態”時期，西部城市如何轉變增長方式，服務貿易發展面臨怎樣的變化，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問題。在現階段，中西部城市快于東部沿海城市的發展是當前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新常態”特征。就西部內陸城市發展貨物貿易而言，開放口岸少、物流費用高、區域轉關難;就發展成本而言，既不沿海也不臨邊，工業產業配套不完善，研發能力有限，GDP 用電量高，工業廢水、二氧化硫和煙塵排放量導致了較高的環境代價，工業開發成本巨大但收益率卻相對較低。如果要發展外向型制造業，在資金、技術、人才方面很難與先進的東部沿海城市競爭。而發展現代服務貿易，則能減少環境污染、提升就業、降低資源耗費。
　　
　　一、新常態下西部城市服務業現狀
　　
　　(一) 服務業增速放緩
　　
　　服務業支撐著服務貿易的發展。服務業從高速增長到溫和增長，這是新常態下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以四川成都市為例，服務業增加值年均增速在持續下滑，受全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2014年比上年回落0.2個百分點。預計未來一段時期，西部地區城市社會生產總值和服務業增加值的增速都不會提升，還將維持溫和增長。因此，在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服務業需要探索新的增長路徑，實現轉型升級。
　　
　　(二) 服務業逐步成為產業主體
　　
　　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以重慶市為例，2014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46.8%，其工業增加值所占比重為45.8%，服務業增加值所占比重高出工業增加值所占比重一個百分點。西安市2014年這一比例達到55.8%。可見，服務業正逐漸成為西部城市經濟、就業和稅收增長的主體。”服務就是生產力”的觀念隨著產業的發展，也自上而下深入人心。如政府推動的以”糖酒會”為代表的各類會展，百姓喜聞樂見的”農家樂”，都在全國形成影響。西部城市的產業體系正在向”服務經濟”轉型。
　　
　　但是與歐美發達國家服務業已占GDP 的80%相比，差距還很大。在”新常態”下，西部城市服務業比重上升將是未來發展的長期趨勢。因此，在新一輪的經濟增長結構調整中，服務業將會占據發展先機。
　　
　　二、新常態下西部城市服務貿易競爭力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的轉型和升級，各地區都在不斷地提高服務貿易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提升服務貿易結構。服務貿易日益成為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標準之一。
　　
　　成都市作為西部地區的商務服務中心城市，其服務貿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以此為例，擬采用指標體系評價的數字化定量分析方法，通過對新常態下的服務貿易競爭力等微觀數據，來分析西部城市服務貿易發展的宏觀走向。
　　
　　(一) 服務貿易進出口占有率及服務貿易依存度
　　
　　1.服務貿易市場占有率(Market Share)。MS是指一國或地區的進出口總額占全國或世界服務貿易的份額。比例提高，說明競爭力增強。從表-1可知，近三年，成都市不論服務貿易還是貨物貿易的進出口額都占四川省貿易進出口額的70%～80%，是全省貿易的主力軍。成都作為西南地區的超大型城市和商業中心城市，商貿服務輻射全川。其發展路徑不同于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的聚集發展。這種特殊的城市定位和功能，使得成都成為四川服務貿易的核心區域。成都市服務貿易在全國的占有率也在穩步提升，競爭優勢在逐步累積，但總量明顯偏低。
　　
　　2.服務貿易依存度。需要說明的是，市場占有率并不能用來準確衡量某個地區服務貿易的競爭地位，有時在總量增長的情況下會導致其比例的下降。因此，還需要使用”對外貿易依存度”這一指標來補充說明。該指標是服務貿易總值與GDP的比重。比值越大，說明服務貿易在經濟中的地位越重要。成都市服務貿易依存度三年來保持增長勢頭。這與新常態下服務業的發展是相一致的。西部城市服務業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主體，這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打下了產業基礎。
　　
　　但作為處在西部內陸的成都，缺乏區域優勢。2014年， 成都服務貿易依存度相對北京(31.85%) 和上海(45.73%) 等中東部發達地區來說差距明顯。
　　
　　(二) 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evealed ComparativeAdvantage Index)
　　
　　為了更客觀地分析服務貿易中的比較優勢，還可以采用RCA指數。這一指標剔除了國家進出口總量波動和世界進出口總量波動的影響，更能反映服務貿易的相對優勢。①該指數是指某一國家或地區一種商品(或服務) 出口額占該國總出口額的比重與世界該種商品(或服務)出口額占世界總出口額的份額的比重，該指數可用來確定其比較優勢和專業化水平。
　　
　　(三) 服務貿易競爭指數(Trade Competitive Index)TC指數是貿易差額與總額之比，用以反映該國某產品或產業的出口競爭力。
　　
　　TC指數=(出口額-進口額) /(出口額+進口額)
　　
　　該指數剔除了通貨膨脹等宏觀總量方面波動的影響，無論絕對值如何變化，指數均介于±1之間。因此，可以比較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之間的貿易真實競爭力。
　　
　　2014年成都總體上服務貿易TC指數為負，對外服務貿易整體上處于比較劣勢, 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較弱。從行業上看，2014年四川省服務貿易競爭指數在八個大類中，優勢最為明顯的是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達到了0.75。接下來是建設和運輸服務分別為0.29和0.15，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成都服務貿易份額占到全省的70%以上，因此，四川服務貿易行業結構的特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成都的服務貿易的行業現狀。
　　
　　服務貿易發展水平和技術含量直接體現為行業結構。表-7中具備競爭優勢的三個行業，主要還是依靠傳統的外力推動和要素稟賦。因此，調整和優化服務貿易的行業內部結構是提升西部城市服務貿易質量的關鍵所在。
　　
　　電信業具備較強的競爭優勢，大部分得益于國家壟斷下的行業保護。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等新興產業發展迅速，離不開政府的招商引資、各項優惠政策和措施。日前，成都高新區出臺了33項政策，以支持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據測算，成都高新區每年直接補貼企業超過10億元，新政策實施三年內直接補貼將超過30億元。這些政策將有助于企業挖潛改造、拓展市場、降低融資成本。④政策紅利帶來了以服務外包為代表的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出口快速發展。成都作為商務部”全國服務外包示范基地”，其服務外包執行金額與離岸服務外包合同金額均位居西部第一。但是，成都的服務外包本質上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由于中高端人才匱乏，品牌形象還有待提高，大批的軟件從業人員所做的仍然是國外公司的外層項目，以基礎性的信息技術外包ITO (IT outsourcing) 和非核心的業務流程外包BPO (Businessprocess outsourcing) 為主，有些甚至僅僅是重復機械式的日常維護，而處于價值鏈頂端的知識流程外包KPO(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 規模還較小。2013年工信部揭曉的”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收入”前十名城市中，成都僅排名第七。在商務部2015—2016年度電子商務示范企業名單中，成都只有五家入圍。
　　
　　運輸和建設行業的競爭優勢，主要得益于密集的勞動力。但這兩個行業總體收益卻相對偏低，產業附加值不高。隨著”互聯網+”的推廣，目前正朝著智能物流的方向推進。另外，國際建筑業BOT方式的盛行，服務將會越來越向資本技術密集型方向轉變，對目前基于勞動力成本的要素稟賦優勢，將會造成極大的沖擊。在余下的行業中，TC指數均為負數，反映了以成都為代表的西部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水平還比較低，尤其是在諸如金融、保險等高附加值服務貿易領域。
　　
　　三、結論及對策措施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總體上以成都為代表的西部城市服務貿易競爭力還比較弱，尤其是2014 年以來，部分指標出現了下滑趨勢。這主要與我國經濟形勢有關，進入”新常態”時期后，高速增長變為中高速增長，傳統產業已經趨于飽和。
　　
　　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服務產業最大優勢，只要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尤其是在西部地區，這一成本因素更為明顯。但隨著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服務貿易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
　　
　　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日漸遞減，需要進一步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發展方向。
　　
　　世界服務貿易產業結構變動的趨勢是由勞動密集型向知識、技術密集型轉變。因此，西部城市也必須順應歷史發展，將要素稟賦及外力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改變粗放式增長模式。促進服務貿易產業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打造高端化的服務產業體系，進一步增強服務貿易競爭力，縮小與中東部地區的差距。
　　
　　(一) 利用”一帶一路”和”互聯網+”等有利政策，積極推進服務貿易由于我國實行梯度對外開放戰略，東部沿海城市發展較早。

      而西部內陸城市，在提升對外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方面與沿海沿江相比，差距明顯。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西部地區直接成為了全方位開放格局的最前沿。與東部地區相比，西部地區更鄰近于中亞，相應的地理優勢也將凸顯，服務貿易的地理空間隨之擴大，為西部城市服務貿易的市場開拓，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一方面，通過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在金融、旅游、文化以及生態環保等服務貿易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有助于提升西部城市開放型經濟水平和服務貿易競爭力;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戰略的核心是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目前，國家對”一帶一路”基建投資項目總規模已經達1.04 萬億元，其中就包括重慶、四川、寧夏、云南、陜西、廣西等西部省區市。⑤對西部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為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提供強大的需求支撐。同時，也為大力承接國際工程和服務貿易外包帶來了新機遇。
　　
　　在”互聯網+”時代，西部地區城市服務貿易的發展，不再單純依靠傳統的地理、氣候等自然條件。通過信息技術的發展，跨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讓內陸城市也能盡享全球發展成果?；ヂ摼W產業與傳統服務行業的融合，形成了互聯網金融、互聯網交通、互聯網醫療、互聯網教育等一大批技術密集型的新興服務業。這將極大的促進服務產業的結構升級和調整。
　　
　　(二) 利用上海自貿區的輻射效應，進一步深化改革，消除服務業發展的體制障礙
　　
　　目前，上海自貿區就外資準入、審批、金融、負面清單管理等方面的放開和改革做出了整體規劃和布局，外資也將從貨物貿易更進一步進入服務貿易領域。西部內陸城市，可以在改革理念上、程序上向上海自貿區學習，在合適的區域和行業內，提前進行小范圍引入和試點，主動與國際接軌。自貿區的”先行先試”，將對西部地區服務貿易領域市場對外開放，引入國際品牌，規范政府管理，貿易便利化等方面起到引導和借鑒的作用。相信，上海自貿區的今天，就是西部城市的明天。
　　
　　(三) 提高高級生產要素的供給能力，增強創新能力
　　
　　以成都為例，其優越的自然和地理環境，深厚的文化底蘊，為發展服務業，更帶來了競爭優勢。西部地區的土地、勞動力成本相對于一線城市較低。但是，需要通過持續的投資和后天的開發培養，才能創造出來的高級生產要素，卻相對匱乏。尤其是與北上廣等沿海城市相比，西部城市在金融資本、信息科技、服務貿易人才數量和質量等方面，都較為滯后。未來，高級生產要素對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貿易產業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需要我們大力培養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尤其是對中高端人才的培養。同時加強科技創新，注重對高新技術的應用與開發，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改變以往的粗放式增長。
　　
　　(四) 立足國內市場，提升企業自生實力
　　
　　目前西部城市很多小微企業還不具備直接參與國際服務貿易競爭的實力。這些企業應以本土市場為主，從國內不同層次的生產性服務和消費性服務需求出發，積極發展國內市場，不斷積累市場拓展經驗，為今后走出國門，開展具有西部自身優勢和特色的國際服務貿易打下基礎。